文章来源：2014年7月3日 晶报B09版
晶报记者 尹维颖/文 信息学院/供图
在上月刚刚结束的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由著名作家阿来担任编剧的《西藏天空》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人男女演员等6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作为当代著名作家，阿来的多部作品被拍成影视剧，广受好评。他本人不仅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曾担任过杂志《科幻世界》总编辑与社长，挖掘了当下中国最为活跃的著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6月30日，深圳信息学院千人大礼堂，当代著名作家阿来先生亮相，以“在尘埃与云朵之间”为题做客“名家有曰——对话文学名家”活动，与现场观众分享了自己的写作之路，其低调谦逊淡定的作风让人印象深刻。
“花痴”阿来对花情有独钟
活动一开始，主持人就拿来一大束从信息学院校园内采集的各种鲜花，现场考阿来先生，没想到作家对各种不同颜色不同类型的鲜花了如指掌，不仅脱口而出它们的名字，而且各种花的生长习性也娓娓道来，让现场学子惊叹不已，阿来因此被戏称“花痴”。对此，阿来坦言，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曾经说过，最不能容忍的是对我们所居住的自然环境不熟悉，他对此深有同感。“自然环境的构成主要是动物和植物，如果我们对构成环境物种都没有一个基本认识，我们却一再说热爱大自然、热爱环境、保护环境，这样的话听起来就显得很突兀。”
据了解，阿来从小生活在藏区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军人，母亲拉扯几个孩子无暇对他有更多的关爱，他从小就在美丽纯净的大自然中度过，他与大自然有着天生的亲近。他甚至能“听到”物的语言，能触摸到大地的呼吸，他是自然的“通灵者”，他曾经说过，大自然摆在那里，就是一种震慑。正因为如此，阿来被称为“高原植物专家”，经常有人拍到不知名的野花问他，他都能报出来，据说80%的高原植物他都知道。阿来曾经写过一部作品叫做《阿来的名花世界》，在他看来，花是大自然美丽的一部分，它开花就相当于人盛放的爱情。据阿来介绍，他成长于青藏高原，喜欢登山，常常会登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就会把这个高度的食物与花拍下来，并作以记录，“也许我到80岁上不了山了，把这些照片拿出来然后回到当初，感觉也不错。”正是由于对花草植物的爱，阿来还写过一本《草木的理想国》，他说，“因为我生活在成都，成都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地处南北之间，有南方的草木，也有北方的草木，它的自然条件造成这里的植物具有多样性，所以我把这本书叫做《草木的理想国》。”
在阿来看来，中国文人一向喜欢将各种植物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诸如梅花、荷花、牡丹、兰花、玫瑰等，都有特殊的意义。但他认为，要从多样性的眼光看待世间的这些生物的存在，“没有一种东西重要，另外一种东西不重要，所有东西都是很重要的。虽然我是一个文化人，但我不太主张像中国的传统文化，把所有的天下万物都给予一个象征性的文化解释。如果有这样的解释，我们必然会重视一些东西，忽略另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要用有保护宝贵的自然环境的眼光，生物多样和生物圈的完整性，所以我愿意忘掉什么东西是对我重要和不重要，我相信一草一木都是重要的，每个生命不管是短暂还是长久不管是低调还是高调，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和伟大的奇迹。”阿来坦言，学校教育并非唯一的教育，应该持续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学习。
学生时代自称“落后青年”从放牛娃到拖拉机手
阿来虽然是以汉语写作拿到茅盾文学奖，但其本人是藏族人，最初接触的都是藏语。“我从小在一个乡村里，主要教育理念当然是藏语，上学的时候，才开始系统地学习汉语。汉语是非常优美的语言，学习一门语言对我而言很容易，但对语言本身背后更深层的文化的意味、审美的意味，我们更应该关注它。”
阿来儿时生活，都是在蓝天白云之间与牛羊做伴，而成长时期正赶上文革，大量的时间都在山上劳动。“我读书的时候是一个落后青年，长期不加入共青团，因为我觉得阶级斗争能力很差。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到乡村进行劳动，到工厂去劳动，我也不太愿意去劳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得很少，劳动一会儿就饿了，这也使我变成一个落后青年。”
初中毕业之后，阿来并未上高中，他离开家乡，到水电站当了一个临时工。“这跟今天的农民工差不多，整天干重活，特别辛苦，但是突然有一天那个地方要机械化，来了很多机器、拖拉机、推土机，领导就问，有没有懂得文化的人。正好那天是星期天，那个时候星期天我们洗工作服后要守着，不然就会被偷走了。为防止被偷，我就在工作服的口袋上写上了字。后来刚好有一个干部看到了，觉得写得不错。说：哎呀，你这个孩子很有文化，学一学技术吧。于是，他指着一个大推土机问我：你想不想学这个？拿一张说明书，看能不能看，结果我真的能看懂，于是，我就当了一个拖拉机手。”这段生活，自然也滋养了阿来多年之后的创作。
第一次投稿就中稿费是工资的两倍
阿来回忆道，当拖拉机手时，有一天他到一个山沟里，刚好传来可以参加高考的消息，他很想参加考试，但是请不到假。“因为那时候有一架推土机能抵多少人力？我是想办法把工作交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借了一辆自行车，拿着一个手电筒，半夜骑车到县城，然后去参加考试。”因为此前没有上过高中就当了拖拉机手，阿来考试的时候并未想过能够考上大学，只报考了一个中等专业学校，最终从师范学校毕业。
阿来毕业之后当了老师，到任职的学校报到时，阿来是徒步走了整整四天，虽然有两匹马给他使用，但是他没有骑马，因为书和行李太多，都让马驮着。不过，教书生活对他而言，并没有觉得很享受。因为教学方法都是被规定好的，不容许教室多一些其他的方法，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阿来觉得生命充满乏味。于是与校方有了冲突，“学校要给学生评分，比如学生逃学，扣10分，但是他有一种很好的弥补方式，他只有义务劳动一次，在班上扫一次地可以给他加5分，他逃一次学，扫2次地。扫地已经有值日生扫了，你把地扫了，那值日生干什么？而且我不愿意我的学生是用这样一种廉价的方式换取不学习，换取逃避学习。”
在这种痛苦时期，阿来开始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愤怒与呐喊，那是一个文学盛行的年代，“不管是语文老师、生物老师、数学老师都是文学青年，我觉得她们有点神经病，结果我被他们拉下水，我也跟着神经。结果好像我的文学之路走得比他们容易，他们都搞了很多年。”有意思的是，阿来的第一篇稿子还是同事帮忙投的，竟然一投即中，而且稿费奇高，是工资的两倍。“有一天，突然来了一张汇款单，80块钱，那是1982年，我们的工资才30多块钱。当时我就想，我这辈子肯定要发财，写了一个小东西就等于3个月的工资，当时幸福得要命，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大财主了。”
在阿来看来，《诗经》让中国文学史有了最初的定义，文学是跟人生、社会的追求、审美价值的追求以及社会担当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文学源头一般会放在古希腊的世界，古希腊喜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也是这样，也是探索人生、社会和历史的偶然，寻找人们心灵健康、社会进步的途径。“所以你很快就发现，文学并不是把你导向一个简单地赚点小钱，再简单地吹一点小牛的途径。文学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人重新领导情感的过程，我们不断地在自我教育、自我实践的过程当中，用严格的、哲学的、审美的、宗教的、道德等不同的标准提升我们自己，最终我们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文学是这样的特别美妙的东西。”
在文章陆续发表之后，阿来也受到周围人的各种冷嘲热讽，“但是，当他们看到我出了两本书，知道这个人真的成了作家时，也陆续把我叫做作家，我自己突然很惶恐，我知道我这两本书虽然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在我心目中，作家是类似李白、苏东坡、杜甫、托尔斯泰这样的人，后来我想，我的东西可以跟这些人的东西放在一起吗？很显然是不能，而且差距很大。那么，我凭什么被称为作家呢？”此后，阿来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写作，不敢再写了。不过，不敢再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文学的梦想，他只是觉得与其写一些三流四流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人的价值，还不如他做一个乡村教师，他宁愿回去而不愿意写作。
用6年在故乡的土地上徒步一口气写完《尘埃落定》
从此之后，阿来开始了大量阅读，读一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来的，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的那些作品。然后，他花了6年的时间，用徒步的方式，在故乡的那片土地上行走，“我用徒步的方式，差不多走完了这些地方。观察他们的历史、观察他们的文化，观察这个土地上人的生活。慢慢地对这片土地的历史、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活背后支配这种生活的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有了写作的冲动，而且我有把握比原来写得更好、更有意义，于是，重新写作并一口气写了《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讲述的是这样的故事：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小说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秘密，被不少人称为是一部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佳作。说到采用魔幻现实主义这种写作方法，阿来当晚指出，中国人这些年来表现出很强的“文化不自信”，认为所有好东西都当成是外国人发明的。“魔幻这个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魔幻现实主义，不完全的现实，或者超现实。事实上，中国文学里很早就有，比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甚至《红楼梦》都是，但是我们文化不自信，我们都不相信我们这些创造文明的东西。”正是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导致 《尘埃落定》投稿过程颇为周折，编辑让阿来改稿，阿来比较固执，他说：“这个小说只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写了错别字可以改。”语气相当霸气和自信。据透露，这部作品完稿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连连遭遇退稿，在箱底压了好几年，才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慧眼识珠，于1998年出版，让世人惊艳。2000年，阿来因为此书得到茅盾文学奖。至今，《尘埃落定》光是国内简体版就已达到100万册以上，这本书仍旧不断再版，各国翻译版本达到十余种。
说到得奖这件事情，阿来的态度是：那些以得奖为目标写作的人是可耻的。“我们读过文学史，写《诗经》的人名字都没有留下，李白他们有文学奖吗？没有。文学奖是有了资本主义和市场操作以后才产生的，至今没有超过120年。苏东坡为什么写作，陆游为什么要写作？没有理由，那个时候没有文学奖，更没有改编电视剧、电影，但是他们在写作，而且不仅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在写作，而且留下了这么多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所以，我认为与文学相关的所谓稿酬、名声、得奖这些东西最多是附带的，不是文学本身。”不过，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阿来坦言当时高兴到连喝三杯酒，为老莫（阿来叫莫言老莫）高兴。他表示，他并不反对得奖本身，只是反对哪些成天惦记得奖这件事情的人，“我们还是考虑怎么把事情完成得更好，但是得奖也是一个社会承认的方式，别人要用这种方式承认你，你也不要自作清高。”
看了刘慈欣短篇小说断定他是中国最好的科幻作家
阿来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是做过一段时间出版商，他是中国销量最大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的主编与社长，并挖掘了刘慈欣这样的科幻作家。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阿来就想着如何让文化产业化，于是将一个事业单位改造成公司，然后这个公司逐渐扩张，从一本杂志做到6本杂志，而科幻杂志只是其中的一种。常常被问到一个作家怎么可能经商的问题，阿来表示：“我觉得人不要有强烈的规定性来限制我们的前途。”
说到发现刘慈欣，阿来称，第一次看到刘慈欣的稿子，对方作品中呈现出的非常强烈的科学根据与非常强烈的现实观，让他印象深刻大为惊叹，在他看来，刘慈欣的东西并没有模仿好莱坞，而是有中国元素，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当看到刘慈欣的第一篇投稿的小说之后，我就跟编辑讲，第一，跟这个人建立最紧密的联系，第二，必须保证他写出来的东西都是首先由我们看过决定才能发表的。如果中国出现第二家、第三家发表他作品的杂志，那说明我们的编辑出了问题，或者这个作品我们表明临时不要，才可以转给他们。很多人问我凭什么靠一个短篇小说就要断定这个人可能将来是最好的科幻作家。我说这就是编辑，编辑是干什么？是发现好作家的。”
那么，做商人与作家有冲突吗？阿来表示，他是用对社会有建设性的知识来赚钱的。“科幻有两个关键词：科学与幻想，这两个缺一不可，中国的教育过于服务于考试，对孩子的想象力是有限制和破坏的。中国教育只有这样一个问题，最后家长胜诉了，束缚了学生的想象力。
退出自己一手打造的《科幻世界》之后，阿来有更多的时间到处旅游和写作，享受生活，享受写作。“现在还在等灵感，因为我觉得1月份才写完那本书，我会对自己放一个比较长的假，这段时间在假期当中，所以会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聊天。写作是很耗费体力的事情，我在等有一天身体自动会给我发出写作的命令，大约在冬季。”
阿来
1959年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转向小说创作。1996年应聘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两年后成为主编，任职期间业绩斐然。个人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系列)、《格萨尔王》，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尘埃落定》曾被十余家出版社拒绝，搁置四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震惊文坛，并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至今被译成16种语言全球发行。2009年2月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
出处：http://jb.sznews.com/html/2014-07/03/content_2928836.htm
